从“快乐源泉”到“音乐顶流”,五条人只用了两个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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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9月12日

五条人还能火多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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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快乐源泉”到“音乐顶流”,五条人只用了两个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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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犀牛娱乐,作者|胖部,编辑|朴芳

上周刚刚第三次被淘汰的五条人,再一次进入复活名单,这熟悉的戏码连观众都看累了。

早在五条人第二次淘汰时,微博话题#又得去捞五条人#就上了热搜。观众戏称“乐队的夏天”正在变成“捞五条人的夏天”,还建议五条人改名“五条鱼”,显然对节目组的骚操作心知肚明。在某种程度上,“全网捞五条人”成为《乐队的夏天》挑动起的一次全网狂欢,仿佛对离经叛道者喝彩的某种集体行为艺术。

在这一过程中,五条人成为最大赢家。

节目首播当晚,#被五条人笑死#登上热搜第一,目前这条话题阅读量达9.3亿;再度被淘汰,#五条人改编Last Dance#、#五条人送李佳琦皮衣#、#五条人说自己不用捞#先后上热搜,#又得去捞五条人了#的话题阅读量超5.7亿;三度被淘汰,热搜话题是#五条人又被淘汰了#和#五条人被复活#;估计再有下次,恐怕话题就叫#五条人又双叒叕被淘汰了#……

从小众民谣乐队到全民顶流,五条人只用了一个“捞人的夏天”,风头甚至盖过了节目本身。而犀牛君更注意到,从最初朋友圈爆刷的“快乐源泉”,到“海丰青年”再到“音乐顶流”,三次淘汰之后,五条人的大众认知正不断嬗变。

而在这背后,当五条人已然成为某种文化现象,甚至可以通过淘宝店进行变现,他们所表现出的市场偏好,以及这种偏好是否可以复制,都值得做一探究。

五条人与“乐夏”:当“文化人”遇上娱乐工业

首先说说五条人身上的第一层底色:文化人。

五条人的走红是伴随着《乐队的夏天2》第一期播出被引爆的,可以说是生猛地闯进了主流视野。在一片守望相助和亲爱精诚中,五条人的闯入成为《乐夏2》最大的戏剧化因素。

导演建议五条人初舞台表演普通话歌曲《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》,但犹豫不决的仁科告诉乐队“起什么音就唱什么歌”,最终唱了海丰方言歌曲《道山靓仔》。结果不但现场调的灯光效果全没了,张亚东所说他们“最重要的”歌词也没有,全场听了个寂寞。

这种自由散漫的无所谓,也和他们特立独行的形象相吻合,在第二现场躺在沙发上睡觉,穿着人字拖在台上自如蹦跳,自嘲“农村拓哉”和“郭富县城”,像是误入殿堂的莽夫,却也完美契合了观众对于艺术家特立独行的想象,甚至像书里王粲、阮籍等魏晋名士的通脱。

更重要的是,看似任性的五条人,却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和价值观,自知改歌破坏规则就明言承担淘汰后果,还表示唯一对不起的是导演,一句“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”火爆全网;另外,能明确地表达出自己音乐的诉求和对“塑料感”的理解,有着非常完整的音乐表达和风格。

而观众对于这种杂糅的气质相当买账。尤其是之后几次快速扩散的采访,让观众发现仁科那句“我知识分子,不打架”还真不是瞎说。

就在一个月内,五条人的片单、书单、旅游笔记成了诸多相关垂类媒体的热点,也让他们的“文化人”标签牢牢扎稳。贾樟柯、库斯图里卡、阿莫多瓦、黑泽明、阿基·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可以信手拈来,近期片单有《雁南飞》《阳光普照》《阿玛柯德》,读余华、太宰治、卡尔维诺和福楼拜,茂则还因为库斯图里卡专门跑了塞尔维亚。

文化人不稀奇,得拉上个焚琴煮鹤的作对比,他们的价值才能最大化。不用说,介倒霉孩子就是《乐队的夏天》。

五条人自嘲“淘汰经验丰富”,而乐迷更是早早抱怨“让五条人潇洒的淘汰吧,不要再消费他们了”。而“乐夏”近乎露骨的五条人营销套路,也成为娱乐至死的当下相关产业运作的某种代表,让五条人的存在显得更加特别和难得:都是为“名利”而来,却终究发现“好玩比名利更重要”。

如果没有这层对比,或许五条人的连续被淘汰未必有那么揪心。尤其是仁科如开玩笑一样,仿佛投降放下枪似的把话筒留在舞台上,让这种情绪找到了某种图腾。

那一刻,自认为是“文化人”的我们,恨不得自己就是仁科,却不希望是自己,被迫放下那个话筒。

为“小城”故事著史,戳中都市人的梦

再来说说五条人的第二重底色:塑料感。

这几乎是从“乐夏”开始就伴随着五条人的一个概念,不但因为他们的乐队logo就是个随风飘扬的红色塑料袋,更因为他们的音乐和气质,就带着某种塑料袋的沙沙响声和透过塑料袋暧昧不清的色光,用仁科的话说“塑料是另外一种赤裸裸的真实”。

这或许也是他们与《乐夏》这块舞台的格格不入之处,那里更强调内容性与音乐性的统一,还有对实验音乐的包容。但五条人恰恰是过时的。如马东所言,把《乐队的夏天》这个“正经地方”,变成了一个又土又痞的九十年代县城歌舞厅。

但没有人能否定五条人是极具风格和魅力的。

张亚东在第三轮battle时说,五条人的魅力在于“他们人的鲜活和作品在一起的程度”,当仁科和茂则穿着花衬衣、趿着人字拖从屏幕远处走过来,在暧昧的灯影里以自己的频率摇起来,他们活成了他们歌里的道山靓仔、阿强和阿炳耀。

2008年,不再在广州做“走鬼”的海丰青年仁科和茂则成立了五条人乐队,并带来首张专辑《县城记》,封面写着“立足世界,放眼海丰”。

凭借《县城记》,他们拿下华语传媒音乐大奖“最佳民谣艺人”,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大奖等奖项;南周在年度音乐的授奖词中,是这样评价五条人的:“它所富含的原创性,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——吟咏脚下的土地和人。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何平称五条人“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乐队”。

十年后,在《乐队的夏天》舞台上,他们用这种音乐,炸出了大众的往日情怀。

五条人到底是怎样击中了当代人?是因为“土到极致就是潮”,还是切中了小镇青年的审美,抑或迎合了某种猎奇的视角?这些说法或许还不足以支撑其当前的热度。

究其原因,无论是歌里的海丰县城还是城中村的人间百态,在五条人如梦般摇摆的风琴声与歌声里,人与歌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感,仿佛从上世纪90年代穿越而来,以一种强烈的前现代意识和怀旧图谱,以底层故事为往日的小城著史,为而今的都市人指引来时路。

如果认为90年代是中国大城市崛起并引起地域性人口流动的开始,30年后,关于社畜和996的各种议题正在表明大城市化所带来的集体迷失和压抑。这或可作为五条人登场的某种背景。

他们为当代城市人做了个旧时的梦,未必美好,但就是迥异于眼前,且亲切。

或许可以说,五条人的火爆正当其时,早三年未必行,迟几年也未必对。在当下,一群还记得小时候生活风貌和人物的都市人,听到了自己旧日回忆的回响。

五条人还能火多久?

这个夏天,五条人的乐迷们喜忧参半。

喜的是,这个民谣“怪味豆”终于火了,真正的艺术不该默默无闻,那股来自海丰的音乐之风值得吹得更远;忧的是,根植于海丰的五条人或许将从此远离家乡,甚至在商业化进程中失去特色。

但犀牛君恰恰认为大可不必。从一开始,五条人就表现出了对商业化的极大适应,以及非常明确的个人特点。

一方面是市场,观众喜欢他们某种不怕犯错、追求“好玩”的慢节奏,并羡慕他们歌里那种简单的生活,已然构成了对五条人的深度认同。

此前五条人乐队的淘宝店铺“五条人士多店”正式开业,一共只上线了五款商品,结果两千多个徽章和一千五百多件T恤一夜之间就被买空,三天营业额破40万。目前,该店淘宝粉丝数量3.7万,除了海报,T恤和徽章都是预售状态,发货日期推迟到了9月15日和25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家淘宝店从名字到商品,也都表现出强烈的五条人色彩,店名里广东味十足的“士多”,商品从配色到图案的艺术感,再度印证了五条人在品牌运营上的出色。

另一方面,作为音乐人,他们并不缺作品,更不缺创作欲望。

五条人成立12年,出过五张录音室专辑、两张现场专辑、一张demo EP,加上未正式发表的旧作新歌,“五条人曲库”已有100首左右。这其中,不乏如《阿珍爱上了阿强》这样的大热神曲,而在《乐夏2》唱过的《道山靓仔》《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》,已经成为近期大热门。

许多人用五条人对比去年的九连真人,但或许应该认为,相比于音乐受认可的九连,五条人受认可的是其形象、作品和理念文化整合起来的乐队厂牌整体,这种认可要更长久,也更稳固。

至少从现在来看,五条人是完成影响力和商业变现的一个典型范例。观众喜欢五条人,也隐隐羡慕五条人,这已经形成了某种“偶像”。

毕竟,不是所有人都有底气说:“问题出现了再说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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